“义乌的小商品生意最早起源于廿三里，当地农民到全国各地用红糖换来一些针头线脑、钮扣，摆成小摊，出来卖。”何海美说。廿三里距离义乌市只有十分钟车程，相比于佛堂、苏溪等其他小镇，廿三里土壤酸性更强，很难种植庄稼。穷山恶水逼出了走南闯北。从明朝以来，廿三里就有了身挑扁担、手持拨浪鼓的货郎担，扁担一头放着熬好的糖饼，另一头放着换来的鸡毛、针线。即使在“文革”时期，“鸡毛换糖”也没有因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完全割去。
残留的集市为一批渴望摆脱贫苦的义乌人带来了机会，何海美正是其中的一员。1978年，24岁的何海美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，她和母亲开的裁缝店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，全家只靠丈夫的33块工资艰难度日。每天只能买五分钱的菜，有时还要靠政府救济。“如果不是那么穷，可能我也不会去经商”。何海美说。1978年5月，戏剧《红楼梦》被搬上舞台，在义乌演了三天三夜。这让何海美想到了做批发明星照片的生意。她跑到杭州照相馆批了几十张明星照，交给电影院门口的一个小男孩，对他说，我卖你只要几毛钱，你拿去卖一块，卖不掉还给我。四天下来，何海美赚了四十多块。
初试成功之后，她拿出家里仅有的90多块钱到杭州买了两盒相纸，自己学习冲洗。然后，用信封把不同品种的照片包好，放到军用书包里，骑自行车到廿三里去卖。“你先买走10张、20张，卖不出去再还给我。”这样的承诺让生意越来越好，何海美和丈夫从照相馆买了上光机，从一天洗一千张，到一天洗一万张。最初一张赚一毛，后来一张赚几分。到1980年，何海美赚了五万多块钱。
这样的故事同时发生在义乌市内和附近农村的很多家庭里。41岁的余志军是义乌中学的语文教师，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，爸爸从广州买了一箱贴画儿来，拿到廿三里去卖，一天就赚了10块钱。孩子发现，粥里的红薯、菜秧越来越少，米饭渐渐多了，有时还能吃上煮羊肉。“那时候，10块钱过一个年都用不完。”
为了能赚更多的钱，何海美和余老爹们开始在义乌市与廿三里两头穿
